再談查考《列王紀》須知 -- 外一章
經文：王上十五：16 - 24，代下十六：1 - 14
主旨：《列王紀》里記載的每一起事件，我們都不能把它孤立起來看待，因為歷史不僅僅指事件，而是一部思想史。經改也好，政改也好，宗教的被利用作為一種工具也好，每一起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種思想主宰之下或多種思想交鋒博弈之下的產品。
1。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在《歷史學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說：“一位在學校教學效果不好的歷史教師，在從未致力于歷史研究之前，可能會這樣認為：歷史僅僅就是事件、日期和地點的組合。所以，當他一經發現事件、日期和地點的時候，就會自以為然地認為他面對的就是真實的歷史。但是，任何一位曾經在歷史領域潛心鑽研過的人都知道歷史決不僅僅指事件，而是對過去歷史人物思想的重演。那些時間和地點的價值，對于史學家來說僅僅有助于把每一個行為還置于歷史的情境中，幫助其認識特定情境中歷史人物的真實思想。”科林伍德在書里又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他說的一點沒錯，歷史不僅僅指事件，而是一部思想史。研究改革開放 30年來的中國就是一例。這不是單單為了解決國力衰微，經濟落后，科技發展緩慢，民不聊生，不得已之下而采納的一項對治方案，其背后其實是一場八方人馬社會思潮的交鋒博弈。
《鏡報月刊 》（The Mirror，2010年一月號）登載了一篇馬立誠（被美國傳媒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五十位人物之一）的文章，題為《當代中國：八種思潮交鋒》。他說，改革開放30年，鄧小平思想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呼吁人民思想的解放，突破了階級斗爭所導致全國上下的分崩離析，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量扭轉為締造新中國的建設能量。30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民眾生活大幅改善。但在這個思潮背后，馬立誠說，伴隨改革開放的還有老左派、自由主義、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大陸新儒家和民粹主義等思潮。八方人馬交鋒，現在當然是鄧小平思想所領導的人民思想解放勢力最雄厚。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績單上充滿著負面的痛苦，權貴資本主義猖獗一時，大肆侵吞國家與民眾的財富﹔基礎教育崩壞給國家人才帶來嚴重損失﹔醫療改革失敗令窮困民眾缺少醫藥甚至失去生命，社會公平流失，貪污腐敗，環境惡化，道德淪亡，世風日下種種問題。
在社會越來越崇尚物質，道德淪喪，人心墮落的時候，有人提出要靠宗教的力量，挽救社會人心，促進國家民族社群的和諧，特別是佛教。已經八十高齡的星云法師，奔走各地弘揚佛法，用他的話就是“讓大家向真向實，讓大家自立、自主、自強、讓大家每一個人憂國憂事憂民，每個人講奉獻，講服務，不自私，不貪心，每一個人對于社會要有舍我其誰的責任，要不計較報酬。。”這種求助宗教以獲得精神慰藉的人與日俱增。美國《時代》雜志中文版（2006年7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恢復信仰》（作者：Hannah Beech）。他說：“上海南京路上什么東西都買得到。。。然而最搶手的暢銷品之一是人民幣150元一張的捐贈証書，贊助南京路靜安寺打造一尊價值1800萬美元、2000公斤重的金佛。捐贈証書暢銷之速度遠非古馳皮夾可比。自2002年以來，靜安寺已經收到18萬700筆善款，捐款人無非是想以一些新獲得的財富來交換精神食糧。‘我們的社會需要宗教’，金佛計划主持人曹平江表示。‘人們都在尋求金錢以外的東西來膜拜，而佛教在中國源遠流長。”文章還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立場是無神論，對此卻深有同感。中國正努力應付20年來，經濟猶如脫 野馬般快速成長的后遺症，特別是城鄉所得差距逐漸擴大，以及社會動蕩加劇。北京領導人因而寄望借由宗教安撫民心，填補馬克思主義淪亡后遺留下來的心靈空虛。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本月稍早發表重大談話，一反數十年來國家對宗教的曖昧態度，向國營媒體新華社表示，‘宗教力量是中國借助的重要社會力量之一。’葉小文特別提到佛教在‘促進社會和諧上，發揮了獨特作用’ -- 這是中國一句口號，表示它能同時促進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就在葉小文發表評論的同一周，一場共產中國史無前例的宗教會議 -- ‘世界佛教論壇’，也在中國東部城市杭州召開。。。中國領導人允許、甚至放任如此公開地表達精神信仰，總算跟上了中國宗教革命的腳步。即使是官方自己保守的估計，目前中國各類宗教信徒也超過了 2 億人，比短短 9 年前翻了一倍。。但最大的趨勢在于佛教與各類民間信仰的復興，后者融合了道教、儒教、薩滿教、祭祀祖先與地方神明膜拜，匯聚成一股強有力的精神信仰。中國半數以上的信徒都是信奉這類民間信仰。。。31歲的旅游局官員蘇敏（譯音）說，她每個月到泉州附近的真武道觀祭拜兩次。‘以前我們信的是鄧小平，因為他帶來了經改、讓我們的生活好起來。但是現在鄧小平不在了，我們沒人可信，所以又轉回去信教。’。。。”
讀起來，中國好像從經改變成了宗教改革了。絕對不是，只要政治體制沒有改革，宗教只是一種政治領導人使用的工具之一，而且宗教本身也不是什么安撫民心，促進社會和諧的萬靈丹。今年（2010年）二月，中國佛教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上有報道說，近些年來，一些宗教場所利用地處旅游勝地和信眾增加的機會，大興土木，打造豪華寺廟道觀，一些知名宗教人士與地方主管部門官員也借機斂財，共同躋身富裕階層﹔還有地方將寺廟承包，只要上交承包款就可以當上方丈掌控寺廟的經營權，使宗教界也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引自《聯合早報》二月二日 -- 中國佛教大會：要端正宗教風氣）接替葉小文出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的王作安在開幕式上承認，近來在佛教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些地方把精力放在修廟造像上。求大求高，追求奢華，遠離了佛教精神﹔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不整，追名逐利，引起社會議論，損害了佛教清譽﹔有的寺廟管理不規范，有制不遵，有章不循，尤其是財務管理混亂，侵蝕了佛教健康的肌體。”王作安還在最新一期《求是》雜志發表文章說，近年來，涉及宗教的群體性事件有所增多，領導干部應當特騰出一些時間和精力，親自過問宗教工作，帶頭處理宗教問題，堅決糾正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權利、損害宗教界合法權益的現象，防止由此引發信教群眾的抗議活動。文章還說，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歪曲宗教教義，散布恐怖襲擊，制造暴力從事非法違法活動，破壞宗教和諧，影響社會穩定﹔涉及宗教的利益矛盾凸現，圍繞落實或者拆遷宗教房產引發的糾紛時有發生。總之，宗教領域矛盾更加復雜，宗教工作難度不斷加大。。。文章指各級領導干部管理宗教的水平“與形勢的發展和宗教工作的要求還不相適應，有的把重視宗教工作停留在口頭上、文件里，不抓具體落實﹔有的認識上有誤區，要么放任不管，要么簡單粗暴，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的現象還相當程度地存在﹔有的熱衷于搞‘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客觀上助長了宗教熱﹔有的不尊重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侵犯宗教團體合法權益，引起宗教界人士的不滿。文章強調，面對突發性事件，要高舉維護法律尊嚴、維護社會穩定、維護人民利益的旗幟，切忌簡單粗暴﹔要動員宗教界代表人士到一線做信教群眾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影響力﹔如有敵對勢力插手，則堅決予以揭露和孤立打擊。（完）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的文章揭示了政治領袖是怎樣看待宗教。請大家注意，他談論的重點是在佛教，當然包括了藏傳佛教。佛教雖然是在東漢時才傳入中國，但經過千百年的傳播和發展，可說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的文化，就算說它是土生土長也不為過。政治領袖這樣看待“土生土長”的佛教，他們怎樣看待基督教可想而知，因為共產黨是站在思想戰線上著手對付宗教信仰的問題，在他們的眼中，基督教是美帝國主義利用它進行侵略的工具。在王長新先生根據王明道先生的錄音帶及多位當事人的回憶整理編撰而成的《又四十年》（王明道先生的口訴歷史），王明道先生極詳盡地敘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當時的政治領袖是怎樣的對付基督教和三自教會成立的背景。在第二章“中國基督教的走向”記錄著說：
。。全國平定以后, 共產黨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思想戰線上來, 著手對付宗教信仰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已經明文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這是文字, 具體怎樣落實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 則有待進一步的事實來証明。
一九五零年春, 以吳耀宗先生為首的基督教訪問團訪問了廣州、長沙、漢口、天津、北京等全國各地許多基督教團體。這個訪問團是由政治協商會議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等五個團體的代表組織而成的。中國教會的人都曉得, 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成立的共產黨政府是怎樣對待教會的。所以個個都心存畏懼, 害怕共產黨統一了中國, 中國教會的命運會跟俄國教會一樣。因此基督教訪問團一出來, 各大城市都爭先恐后地邀請吳耀宗先生等去訪問。他在訪問中告訴大家說, 中國教會過去一向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工具。英美帝國主義用兵艦大炮把基督教送進中國來, 所以中國人對基督教都懷有一種惡感。我們現在要進行一個大的變革, 叫中國教會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利用。吳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 他一提倡, 誰敢不響應? 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領導。
他們在全國各地的訪問結束以后, 同年四月到了北京, 拜訪中央人民政府首長。周恩來總理同他們有過三次談話。吳先生說他從周總理談話中得到的啟示, 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 就是：“基督教應當自動地肅清帝國主義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響”。于是他們在同年九月廿三日發表《革新宣言》, 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 提出了一個以肅清基督教內帝國主義影響為目的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同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題為《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 強烈支持這一宣言。中國基督教未來發展的方向, 由此當可一目了然了。。。（第五章“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會議）。。大會（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會議）開始的第一天,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陸定一副主任在會議上講了話。首先他說明這個會議的目的, 是根據政務院上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的決定, 鼓勵基督教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 使之變成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的團體。他講到愛國主義, 也講到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侵略的陰謀。最后他提出對基督教徒的期望, 即“站到反帝愛國的旗幟之下, 在偉大的共同綱領的基礎之上, 與人民政府團結起來, 在人民政府的指導下, 共同努力建設新中國。現在全國有三大運動正在進行, 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希望中國基督教徒積極擁護和參加這三大運動。”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教會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運動中去。。。
。。從這次會議里產生了一個基督教的領導機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并推舉吳耀宗為主席, 劉良模為書記。會中沒有一個人提出任何異議, 三自會就這樣成立了。
這次會議之后, 吳耀宗和劉良模二位先生分別在《天風》周刊上發表他們對大會的感想。吳耀宗先生說：“這個會議是基督教空前的愛國大團結。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異, 基督教的團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現在, 在政府領導之下, 基督教的各個宗派、各個團體卻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了。”他在文章中說明這次會議的目標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 把一百多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在談到社會主義的輝煌成就時, 他說：
“會議的第一個成就, 就是使出席的絕大多數的代表們得到一個新的觀點, 那就是：清楚地認識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會議的第二個成就, 就是兩天的控訴大會。在目前國內鎮壓反革命的怒潮中, 控訴已經成為大家所熟悉了、習慣了的事﹔然而在基督教的群眾里, 控訴卻還是一件完全新鮮的事, 不只是一件新鮮的事, 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在福音書中, 耶穌曾說過：‘不要論斷人, 免得被人論斷。’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記住這個教訓。控訴不只是‘論斷’, 它也是審判, 是定罪, 似乎控訴是和耶穌的教訓背道而馳的。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以為不是的。耶穌叫我們不要論斷人, 是叫我們不要從自私和驕傲的觀點出發, 吹毛求疵地在別人身上找過錯, 而忘記了我們自己所有的, 也許是更大更多的弱點。控訴卻是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的。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訴。他不但以正義的呼聲來反對罪惡, 他也以勇敢的行動來打擊罪惡。他拿著鞭子把利用宗教儀式來進行剝削的人們趕出聖殿。”
。。。。劉良模先生也以《划時代的大會》為題發表了他的感想。他說：
“這是一個划時代的大會。這個大會以前, 是中國基督徒依賴著帝國主義發展的時代, 也是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時代﹔這個大會以后, 是我們中國信徒們發展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的時代, 也是我們中國信徒們對祖國與世界和平能夠有極大貢獻的時代。
“在這個大會里, 陸定一副主任的報告, 使我們認識了祖國的可愛, 與帝國主義的可恨。過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有關系, 現在大家如同大夢初醒, 恍然大悟。于是我們就動起手來,開始做從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國主義老根的工作, 我們就開始控訴潛伏在教會里面的帝國主義分子。在控訴中間, 我們也就同時對自己進行深刻的自我檢討。這是一個極痛苦的過程。有好几位同道几個晚上睡不著覺, 可是在大徹大悟以后, 就覺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說不出來的。這就是我們基督教里面所說的‘重生’的經驗。
“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囑咐, 用控訴學習的方法, 努力肅清教會內部帝國主義的影響, 努力參加抗美援朝運動, 努力建設三自教會。我們要潔淨上帝的聖殿, 并把主的教會建筑在堅固的盤石上。”
從劉先生的文章里, 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信仰。他把一個人政治思想上的轉變, 從想不通到想通了 (也就是他所謂的“大徹大悟”), 說成“這就是我們基督教里面所說的‘重生’的經驗”。其實這與我們基督教里面所說的‘重生’的經驗, 毫無任何共同之處。。。。。（完）
我這樣不厭其煩地“引經據典”，只是要說明，歷史不僅僅指事件，而是一部思想史。經改也好，政改也好，宗教的被利用作為一種工具也好，每一起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種思想主宰之下或多種思想交鋒博弈之下的產品。同樣的道理，《列王紀》里記載的每一起事件，我們都不能把它孤立起來看待。 不管是王的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或正的事，還是支派反叛，它們都是在某種思想主宰之下才發生的。當時主宰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整個民族厭棄耶和華，不要上帝作他們的王。用上帝的話，就是：“百姓向你（撒母耳）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撒上八：7-8）厭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的這種思潮橫掃以色列思想大地，并且還隨著歲月的增進，變本加厲，宗教生活腐敗，道德生活淪落。我們不能把以色列民的屬靈狀況歸咎于上梁（王）不正所以下梁才歪。絕對不是。當以色列還沒有王的時候，在士師時代，整個民族就已經在“各人任意而行”的光景，他們無法無天，“信仰商業化，傳道職業化，教會私家化”，宗教生活離教背道，社會風氣墮落，我在查考《士師記》的最后五章就已經講解得很清楚。也就是說，有王國之前，“厭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的歪風早已吹遍整個以色列大地。
有另外一種思潮抗拒這樣的頹廢歪風嗎？在《列王紀》里，上帝不是用“王”的宗教改革來糾正歪風，因為他們作的是從上而下的命令式復興，帶來的只有暫時的果效。上帝在《列王紀》的几百年間，興起許多先知作他的代言人，傳講回轉歸向上帝的權威式信息。這些先知在當時政治動亂，道德淪喪，離經背道的洪流中作中流砥柱，但由于他們所傳講的不合人們的“味口”，“回轉歸向”的思潮成不了氣候，所以上帝的審判終于來到他們身上，南北兩國相繼被敵人所毀。雖然如此，上帝因著曾向以色列人的列祖作出應許，他必對整個民族施行拯救，所以還給他們存留余民，并興起一位救主（彌賽亞），重建以色列國。
這是我們查考《列王紀》所要銘記在心的。不要只顧看“孤立事件”的樹木，而看不到樹林。過去在查考別的聖經書卷時，我曾說：
讀經最怕的是什么？英諺有：Some people cannot see the wood for the trees （有些人見樹不見林），意思是：有些人見小不見大，老是糾纏于細枝末節而看不見事情的全局和整體。有的解經書把字詞和經文難題逐一講解，卻時常忘記把焦點對准在書卷的中心思想，以致讀完后，有點像進入“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李白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的意境。讀經最怕的就是連一字一詞、經文各節都仔細分析了，有如看見了深山里罕見的麋鹿，卻仍然抓不到書卷的中心思想，聽不到清脆的寺院鐘聲。我絕對不想在這個聖經課程里咬文嚼字，希望在看“樹”和觀“林”之間保持平衡。最重要的還是，透過每一課，幫助大家更加的認識那位在歷史的進程中掌權的上帝，能夠“更清楚地了解耶穌基督，更熱誠地敬愛他，更緊密地跟從他。”（契徹斯特的理查的禱文）（完）
2。王上十五：16 - 24 “16亞撒（Asa）和以色列王巴沙（Baasha）在世的日子常常爭戰。17以色列王巴沙上來要攻擊猶大，修筑拉瑪（Ramah），不許人從猶大王亞撒那里出入。18于是，亞撒將耶和華殿和王宮府庫里所剩下的金銀，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發他們往住大馬士革（Damascus）的亞蘭王（Syria）希旬（Hezion）的孫子、他伯利們（Tabrimon）的兒子便哈達（Ben-hadad）那里去，19說：‘你父曾與我父立約，我與你也要立約。現在我將金銀送你為禮物，求你廢掉你與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約，使他離開我。’20便哈達聽從亞撒王的話，派軍長去攻擊以色列的城邑，他們就攻破以云（Ijon）、但（Dan）、亞伯伯瑪迦（Abel-beth-maachah）、基尼烈（Cinneroth）全境、拿弗他利（Naphtali）全境。21巴沙聽見就停工，不修筑拉瑪（Ramah）了，仍住在得撒（Tirzah）。22于是，亞撒王宣告猶大眾人，不准一個推辭，吩咐他們將巴沙修筑拉瑪所用的石頭、木頭都運去，用以修筑便雅憫（Benjamin）的迦巴（Geba）和米斯巴（Mizpah）。23亞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與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亞撒年老的時候，腳上有病。24亞撒與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里。他兒子約沙法（Jehoshaphat）接續他作王。”
我們下一課再繼續查考。
默想：
我已經說了，經改難，政改更難，但沒有比宗教改革再難的了。2010年4月15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紀念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罕見地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文懷念他。這種高調懷念這名推進改革的過程中被迫下台的前領導人，以此重申個人改革意志，又曲折暗示了中國推進改革的重重阻力。溫家寶一直被視為中共高層中立主政治體制改革的代表人物。過去几年來，他不止一次公開闡述他民主法制的支持，例如他在2007年全國“兩會”后的總理記者會上高調肯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為“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而非“資本主義所特有”。但愿中國的政改早日實現，中國的宗教改革也有一天會到來。
我順便把《聯合早報》的一篇紀念文章放在這里供大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