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路德的开始，更正教学者已不考虑拉比传统不一致的意见，并且大都倾向于把传道书定在所罗门之后的年代。拉比的观点，是基于一1的字面解释：而且，他们都相信，诗篇是归于诗歌的祖师大卫，而智慧文学则归于智者的祖师所罗门，所以认为传道书为所罗门的作品。
至于把传道书定于十世纪之后，是有很多不同证据的。经文只有一些隐藏的提示，而没有正面提及所罗门的名字(「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一1：「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12节：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16节：参二9)。第二章之后就再没有这种暗示，而后来的一些说话，似乎也不会出自这位君王的口(如四13，七19，八2—4，九14、15，十4—7)。而且传道书所说的话，大都反映了箴言那种智慧文学运动的顶峰状态。虽然以色列智慧文学运动由所罗门开始，但要到希西家时代(七世纪)才达到高峰。传道书对以色列古代的价值观和信念，都提出尖锐的质问，反映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先知活动已经式微，人民对神活跃的临在以及神浩大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和盼望。最后，无论是词汇和句子的结构，都属于被掳归回；就风格而言，传道书有别于其他旧约书卷，但却与米示拿十分相近。
讨论了个多世纪之后，这种文字风格的论证，已经有一致的证据，指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四百年与二百年之间。传道书无可能成书于主前二百年之后，原因有二：传道经(约一八○)提到传道书：昆兰抄卷之中，有传道书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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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罗门王兴建的水池(伯利恒以南)，「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传二6) |
有学者企图将传道书与希腊哲学作品相比，而从中否定这个年期，但结果未如理想。虽然表面上，传道书与亚里士多德、提阿珍斯(Theognis)，伊壁鸠鲁及斯多亚的学说相近，但传道者始终是一个闪族的智者，他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倾向与进路，反映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传道书反而与埃及智慧作品的风格和思想有较多确实的相同点，尤其那首「竖琴者之歌」的悲观思想，就更加与传道书相近。这不是说传道者自觉地借用外来的文献，反之，他是跟从古老的智慧传统写法，质疑他同伴们的结论。智慧文学的作者是以色列人，他深受以色列独特的信仰和文化熏陶，所以，传道书是独立的作品，我们不应把它视为埃及或米所波大米文学传统的产儿。
认为所罗门工没有写传道书，较认为传道书是他所写，这种讲法是较易解决和简单的。无可否认，作者是一个智慧人，他渴望能推翻其他智慧人的意见和价值观。但除此之外，我们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居住何处。有人认为他是腓尼基人或亚历山太的犹太人，但都得不到广泛的接纳。另一方面，经文提到作者与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商业中心有关，我们应该正面地对此加以考虑。
如果所罗门不是真正的作者，为何传道者把自己与一位伟大的君王相提并论呢？最简单的回答是为了文学效果。所罗门被推崇为以色列智慧运动的开山祖师，说话有一定的份量，所以传道书借用他的名字来矫正流行的智慧传统。而且，传道者所努力评价的生活方式，与所罗门的生平很有关系，正好成为传道者的例子。这位智者否定智慧、享乐、财富、权力和成就：所罗门的一生，不是正好说明了这一切事物的不足之处吗？
作者没有装作是所罗门来蒙骗他的听众和读者。他很明显地表明，在首两章中提及所罗门是为了增加效果。他的策略是一一捕捉读者的注意力·利用所罗门的生活实况，进而讽刺性的探讨所罗门后人的教训有何弱点：然后他把所罗门放在一旁，自己说出自己的理论。他有效地借用这位宗师之名，来审判那些自称为所罗门真正门徒的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