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我没有长眠
我是四处流动的风
我是雪中闪耀的钻石
我是阳光下成熟的稻谷
我是秋天里的雨露
当你在宁静的早晨醒来
我是俐落疾飞的鸟
我是夜晚闪烁是星星
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
——佚名
走进亮光中
枯干垂死的小花，安睡吧，安睡，你们的美未及开放即已枯萎。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
在6年前，加州基尔罗伊市的特产仍是大蒜，有个小天使在那儿诞生了。珊依·布拉斯对她的母亲萝莉来说是个奇迹。几年前，医生早就告诉萝莉她不可能再有小孩。而她却怀了双胞胎，三个半月时其中一个胎死腹中。小小的珊侬第一次展现了她不放弃生存的勇气。两岁半时，珊侬被诊断患了癌症。她的医生说她活不了太久，但凭借着爱与决心，她活了更多年。
珊侬患的是生殖细胞癌。每年7500个患癌症的孩子中只有75个患的是生殖细胞癌，医生们必须从她的骨盆中抽取骨髓。
珊侬在接受骨髓移植前经历了两年的化学疗法。那是一个威胁生命且不能预测结果的手术。骨髓移植和接近致命的化学疗法使她徘徊于生死之间。
医生说在化学疗法之后她会终生瘫痪不能走路。但她在重量仅27磅时竟能行走。萝莉说：“孩子们的生存意志真是不可思议。”她的勇气自始至终都很惊人，她以顽强的斗志宣示她永不放弃。珊依还因此在圣塔克拉拉的美的盛会中得到一个奖杯，以鼓励她不屈不挠的勇气。
珊侬的父亲赖瑞，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折断了背脊、脖子和双腿，变成全身瘫痪——正与珊侬的病被发现时差不多时间。赖瑞在白天和珊侬一起留在家中，他说：“她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她会证明人们错了。”
萝莉说，她的家人活在希望中。你看着珊侬时，绝不对认为珊侬知道她快要死了。她总是精力十足，充满对她周遭事物的关心与爱。当珊侬在斯坦福医疗中心住院时，短短几年间，死亡把她最好的朋友都带走了，她失去的好友比任何年长的人在一生中所拥有的朋友还要多。
在珊侬最难熬的时期，她常在夜里惊醒，坐直了身子，紧抓着她的父母，她要求她的母亲别让她到天堂去。萝莉只能以沙哑的声音回答：“天哪！我多么希望我可以答应你。”
有时她甚至是个小讨厌。有天她跟她妈妈到杂货店去，有个友善的人对她们开玩笑：“你把这个小男孩的头发剪太短了！”珊侬则不带攻击意味地回答：“先生，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患了癌症、快要死的小女孩。”
有天早上，珊侬不断地咳嗽，她妈说：“我们必须再到斯坦福去。”
“不，我很好。”珊侬坚称。
“我认为我们必须去，珊侬。”
“不，我只是感冒而已。”
“珊侬，我们非去不可！”
“好吧，但只能去3天，否则我会搭便车回家！”
珊侬的不屈不挠和乐观精神让有幸在她周围的人觉得生命充满意义。
珊侬在意的并不是她自己和她的需要。当她病恹恹地躺在病床上，她还会跳起来帮助她的室友，倾听他们的需求。
还有一天，她看见有个满面愁容的陌生人走过她家，她就冲出门外，递给他一朵花，祝他有快乐的一天。
某个星期五下午，珊依躺在斯坦福儿童医院，盖着她温暖的旧毯子，不住地呻吟。麻醉作用消失，她打嗝且呜咽，但她却为了周围人的安宁强忍痛苦。
她张开眼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妈：“你好吗？”
“我很好，珊依。”她妈说：“你好吗？”
在打嗝和呜咽结束后，她回答：“我很好。”
在他们的家庭保险不够支付她的医药费时，珊依直接和当地的基金筹措人打交道。她走进基尔罗伊罐头工厂，走向她所看到的每一个人，并和他们谈话。她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从没注意到人们有什么不同。最后她这么说：“我患了癌症，可能会死。”之后，当这个人被问到他是否会为珊侬贡献他们罐头工厂的罐头时，他说：“给她她要的任何东西！”
珊侬的母亲对珊侬和其他患了绝症的孩子有如下看法：
“他们用心度过短暂人生。他们本身自然重要，但周围世界更重要。”
4岁时，小天使珊侬在生死线上挣扎，她的家人知道到了她该离去的时候了。聚在她床缘的家人，鼓励她走向通往光的隧道。珊侬回答：“太亮了。”有人要她走向有天使的那条路，她回答：“他们唱歌唱得太大声了。”
如果你路过基尔罗伊看到小珊侬的墓碑，你会读到她家人写的话：“愿你和其他天使们手牵手。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们的爱。”
1991年10月10日，在基尔罗伊当地的报纸《快递报》上，刊载了12岁的丹米安柯·达拉在珊侬去世前写给她的信：
走向亮光，珊侬，比你先走的人充满期待地在等你。他们会敞开双臂欢迎你，以在地上或在天堂中最让人感到愉快的爱、欢笑和情感来欢迎你。珊侬，那儿不再有痛苦，更不会有悲伤。进入光亮之中，你可以和过去你正奋力对抗癌症和聪明地躲开死神的手时神秘失踪的朋友玩耍。
还留在地上的人一定会深深怀念与众不同的你，你会活在他们的心灵里和精神中。人们都认识你，因为你使他们更亲密。
最让人惊讶的是，不管你的面前有什么问题，有多少艰难的障碍，你不断让自己更有力量来打败它们。但可悲的是，最后的审判打败了你。虽然我们舍不得你离开，但我们仍赞叹你的勇气。你最后终于体会到做个普通小女孩的自由，且知道你已做了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多的事。
被你感动的心永不会失去爱的感觉。所以，珊侬，如果你忽然发现你走在黑暗的通道中，只看得见一丁点光亮，记得我们，珊侬，并勇敢走向光。
（多娜·罗亚布）
斯奇——一个绝对的好朋友
小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只应为人类祈祷。当我妈妈吻我道晚安时，我已习惯于增加一个静静的祈求，为所有的生物祈祷。
——亚伯特·史怀哲
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它正坐在几只又跳又叫来吸引我注意的狗之中。它静静坐着，用它棕色的大眼睛盯着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它的眼睛是它最好的特征。它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像被人从很多只狗身上取下来滑稽地拼凑上去的。短腿德国猎犬的头，大麦町的斑点，看来像威尔斯腊肠狗的腿、尾巴或者是……？什么都有的它，看来很奇怪……它是我看过的最丑的狗！
我叫它斯奇·苏·萧。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它大概是3到4个月大，但看起来却有十四五岁。当它6个月大时，人们会说：“孩子，这只狗多大？它看来跟着你很久了。”当我回答它6个月大时，无法避免地会引致一阵冗长的沉默，有时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它从不是那种当我在沙滩上遇到、或想遇到的朋友时会引起话题的狗，只有一些老太太会对它发慈悲心。
但它很可爱，有爱心也很聪明，正是一个可以帮助我在失恋时忘掉痛苦记忆的好伙伴。它喜欢睡在我的脚上……不，不是在床脚边，就是在我的脚上。每晚我翻身时总会感觉到它小小圆圆滚滚的身体。我感到我的腿好像被压在铁砧下头。最后我们达成个协议：它睡在我脚上，我尝试不要在床上多翻身。
我认识第一个丈夫时，斯奇在我身旁。他很高兴我和他一样都有条狗。他的家人也不欢迎他的狗，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家具——完全被他的狗破坏殆尽。我的朋友非常开心，他以为把他的狗留在我的狗旁边，狗就会有事故，而不会天天啃家具。没错，他的狗使我的狗怀孕了。
那时我和斯奇刚从海边散步回来，虽然在我看来斯奇的外表并无长进，但对于3里之内的公狗来说，它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翘起尾巴，高抬着头，好像狗展里的公主。公狗从篱笆后头，一路跟着我们，咆哮呢喃，好像快要死掉一样。我马上联想到——一定是它发情期到了。我朋友的狗只有8个月大，所以我错以为让它们单独相处很安全，我还去打了电话和动物医院约定了斯奇的“相亲”日期。
当我返回来时，斯奇和我朋友的狗已经在我的客厅里黏在一起！噢，真是太可怕了。我除了吃惊地坐在那儿等着事情发生外还能做什么？我只能等候。它们开始喘息，斯奇看来无精打采，他的狗也疲惫不堪。我打电话叫他来，让狗儿分开并把他的狗带走。我等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无法忍受，就到外头花园里打杂去了。当我的朋友在工作后带走他的狗时，这两只狗正在客厅地毯上打盹。它们看来如此天真无邪，让我以为一切只是我的想象，什么事也没发生。
斯奇有了怀孕的征兆。它本来就圆圆滚滚的身体在从狗门中挤进挤出时像一只小型的飞船。它对散步和跑步都兴趣索然，但已惯于以滚来滚去、摇摇摆摆的走路方式把大腹便便的自己从一个房间弄向另一个房间。该感谢的是此时它不再坚持睡在我的腿上。它已经没法爬上床，所以我在床底下做了一个窝，我认为它该每天做运动维持身材，所以每天下午我还是继续带它到海滩散步。只要我们到了沙滩，它一定趾高气扬地抬头四顾并翘起尾巴，在岸边走来走去。我想它肚子里的小狗一定东滚西滚，为这样的动荡而作呕。
在帮斯奇助产前我从没有类似的经验。它在某个凌晨用嘴把我的被单咬到它的窝那边来叫醒我。这时我已能机灵地应付它的每一项要求，在它努力生出第一个宝宝时我即随侍在侧。它看来像被塞在一个密闭袋子里。斯奇开始咬那个袋子。我真希望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看哪……真的是只小狗，滑滑的、黏黏的。斯奇把小狗舔干净，躺下来睡回笼觉，我也回到床上。
20分钟之后，我又发现棉被又被拖走了——另一只小狗——我陪它一起奋战、和它说话，直到第二只小狗出生。我们谈了一些从前我从没对任何一只狗说的事。我告诉它，我对它敞开了心扉，谈论了它到我身边来以前我失去的爱及内心的空虚。它从不抱怨……不抱怨我的话，也不抱怨生产的痛苦。整夜我们都在一起，斯奇和我……说话、生产、舔小狗……我做了第一件事，接着都是它的事。它一点也没有哭叫呻吟，从小狗们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爱着它们，那是我最感充实的人生经验之一。
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它，也没有一只小狗长得像我朋友的狗。有三只看来像黑色的小羔羊，有三只则像短腿德国猎犬，背上有黑色的条纹。它们都很可爱。我们的朋友排队等着要斯奇的小狗，我大可不必在杂货店前捧着箱子等待别人来认领。
我的朋友和我结了婚又搬了家。我们把斯奇留在身边，把他的狗送给别人，这件事我想他大概不会原谅我。
我们搬到一个有开阔原野的地方，所以斯奇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跑动。它会全速地冲到原野尽头，消失无踪；偶尔你又会看到它的头顶和耳朵在微风中高高抬起、轻轻扇动。它常出去玩得气喘吁吁。不知它是否曾经抓过兔子，但我知道它尽力在做这样的事。
斯奇什么都吃，也什么都吃得下。有个下午我为了晚上的教会聚会做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不知怎么斯奇竟发现了装饼干的袋子，它不只吃了一点，也不只“大部分”，它吃掉了所有的饼干——总共250块！我还以为它在那个小时内重新变成了孕妇。只有这时候它才会呻吟、喘气，看来不太正常。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把它送到动物医院。兽医问我它吃了什么，我回答，我根本没有喂过它。兽医的眉毛抬得几乎高到头发里头。他说它吃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把它留在动物医院过夜，回家去找我要带到教会聚餐的奉献品。250块饼干不翼而飞，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我确定自己在离家前把它们放在碗柜里。我到了后院，竟然发现我早先用来装饼干的9个塑胶袋整齐地堆在那儿。它们一点也没被弄皱弄乱，只是空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兽医，向他解释250块饼干不见了的事实。他说不可能，没有任何动物吃了250块巧克力饼干之后还能活命。他在晚上会好好观察它。第二天斯奇就回家了。从那时起，它对饼干就不太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坚持它吃的话，它还是会吃。
斯奇的外表和年纪终有相称的一天。它在16岁时开始举步维艰——爬阶梯对它而言变得困难；肾的疾病也使它有痉挛现象。它一直是我的朋友，有时是我惟一可贵的朋友。我和人类的友谊会枯萎凋谢，但我和斯奇的友谊一直稳固而可贵。我离婚，再婚，最后感觉自己是个劳碌命。我无法忍受看到它那么痛苦，我决定人道一点，让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平静。
我向医院预约并抱着它上了床。它亲密地挨紧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在受苦。它不要我为它担心，它只需要我的爱而已。在它的一生中，它从不发牢骚也不哭诉。它为我们之间付出了很多。在我们最后的一次同车的时候，我告诉它我有多爱它，而且为它感到骄傲。它真正的美长久以来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忘了我曾经认为它很丑。我告诉它，我很欣赏它从不乞求我的关心和爱，而以一种理所应当的优雅接纳。如果动物中也有高贵血统的话，它一定是，因为它有能力像个尊贵的女王一样享受生活。
我把它带进兽医的办公室，兽医问我在它最后的一刻我是否要陪着。我说是。当它躺在硬硬的金属床上时，我用双手环抱着它，企图使它在兽医为它注射一针结束生命时保持温暖。它企图起身，但没法像以前一样站直脚来。在这最孤独的一刻，我们互相凝视着……水汪汪的棕色眼睛，温柔而值得信赖的眼睛，看着我泛着泪水的蓝眼睛。
“你准备好了吗？”兽医问。
“是！”我回答。
我在说谎。在我一生中，我永远没准备要放弃我对斯奇的爱，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我永远没准备要如此，虽然我不想打破我和斯奇的联系，它也是。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我看见死亡进入了它的凝视里，带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常在想，如果人也能复制宠物们对我所示范的品质，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斯奇就毫不费力地以优雅和体谅的方式给我忠诚、爱、理解与同情。如果我能给我的孩子同样的爱，我确信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地球上最快乐、最有安全感的人。它是个好榜样，我也相信我会让它引以为荣。
人们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和我们所爱的人在某个地方相遇。我知道谁在等我——一只小小的、圆圆的、黑白相间的狗，它有一张老脸和一条再次看到它最好朋友时一定会快乐得摇个不停的尾巴。
（佩蒂·汉森）
一个英雄的故事
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
我知道这是马克·卡德威的椅子。我即将坐上他的椅子，摧毁他一家人的希望。我缓缓坐下，企图用我所有的力气抓着它，心情沉重。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吐出来，问：“伊达·梅，我很抱歉刚刚吓着了你，但我不认识你儿子肯尼士，他在哪里？”
她把身子拉到和椅子同高，说：“我儿子肯尼士是海军，驻在越南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他两个星期内会回家。”
我说：“很高兴听到他能平安返家。大使馆的任务很好，很安全。我真的很高兴他快回来了。”
她看着我的短发和老式的衣服，说：“你也在军中？也在越南吗？”
“是的。”我说，“昨天我才回来，也许是前天。我被13个小时的时差搞昏头了，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她和马纳看着我，咯咯地笑。
我刚说完话，辛蒂就拿着碟子、杯子、饼干、奶油、糖和咖啡走进来。味道很好闻，我极需喝一杯，我极需任何可以缓和气氛及让我双手不要抖动的东西。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辛蒂说：
“弗来德，能见到你和与你说话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很好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那一刻，前门忽然打开，两个小女孩走了进来。两人缓缓地走进屋子，以夸张的方式炫耀着她们的新衣服。跟着她们进来的是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女子。
我忘了我的任务。我们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新衣服上头，称赞她们很漂亮，说她们能拥有这么可爱的新衣服真是幸运。当兴奋稍稍平缓下来，女孩们坐在用餐房间的游戏桌那边，辛蒂折回来时，介绍道：“弗来德，这是我的母亲，佛罗伦丝·卡德威。佛罗伦丝，这是弗来德……嗯！”
“帕尔斯。”我补充道。
“他就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来这儿。”她又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伸手取我的皮包，说：“我真不知该如何开始，几个礼拜前我才从越南的P·O·W集中营逃回来。”我直视着辛蒂，说：“当我成了囚犯时，你的丈夫，马克，被带到我的身边，半死不活了。他在北越执行任务时中了枪，被俘虏到我的集中营来。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我们两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辛蒂以手掩口，发出呜呜的声音，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伊达·梅和佛罗伦丝两个人都哽咽了。马纳喃喃说：“天哪！”
“马克说，如果我答应他一件事，他会协助我逃离集中营。老实说，我以为他在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答应为他做任何他要求的事。”
那时我们都哭了，我暂时打住话头来集中思绪。我看着她，她正看着远方。她的眼里满是泪花，以手掩面痛苦地哭着。我又继续说话了：
“他说：‘答应我到德州告诉我的妻子辛蒂，她还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临死时想的是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你答应我吗？’”
“‘是的，马克，我答应。我会到德州。’”我说。
“他把这张照片和他的结婚戒指给了我，你们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把戒指和照片交给辛蒂，并握住了她的手。
我倾着身子从外套内侧把刀子拿出来，说：“他给我这把救命的刀，我说：‘谢谢你，马克。我答应你，无论如何我会到德州。’”
“‘还有什么事要交待？’”我问。
“‘是的，你可以抱住我吗？’他问。‘抱住我，我不想孤独地死。’”
“我紧紧抱了他许久，许久。他一直重复地说，‘再见，辛蒂，我爱你，但我很抱歉，没法回去看女儿们长大。’后来，他平静地死在我怀里。”
“我要你明白，”我说，“我要你了解，辛蒂，我尽了力，但他伤得太重了。我不知道如何止血，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那时我彻底崩溃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女孩们因而走进房里。她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悲伤。我看着辛蒂，因为我没法再说一遍，所以她对孩子们说，我带来一些坏消息，而一切会很快复原的。
这样说似乎让她们满意了，她们回到用餐的房间，不一会儿又玩了起来。
我必须解释马克的壮烈事迹，所以我又开始说了。
“马克给我的刀子让我制伏了警卫，放走其他12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美国人。你的丈夫是英雄。因为他，有12个美国人获得了自由，我才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告诉你他的噩耗。我很抱歉，我多么害怕告诉你这件事。”
我又再度哭了起来，辛蒂从椅子上站起身子过来安慰我。她，失去了她最宝贵的东西，竟还在安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也很光荣。她用手捧起我的脸，看着我说：“你知道，你说的故事里有两个英雄，一个是我的丈夫马克，一个是你，弗来德。你也是个英雄。谢谢你，谢谢你到这儿来，亲自告诉我这件事。我知道你到这儿来，面对我，告诉我我丈夫死了并不容易，但你是个高尚的人，信守你的承诺。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谢谢！”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我没感觉自己是英雄，但我听到这个女人的话语，在她极度忧伤痛苦的时候，她还告诉我我是英雄，是个高尚的人。我只觉得罪恶与愤怒；我侥幸存活是罪恶，因为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死了；令我强烈愤怒的是战争的愚蠢和残酷，是浪费和损失。我无法原谅我的国家或我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然而，一个经历这个巨大损失的痛苦的女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却原谅了我，而且感谢我，我实在听不下去。
我也对政府感到难以言喻的愤怒：为什么他们不来告诉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马克·卡德威的尸体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葬礼，没有哀悼的时间？为什么？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把马克的尸体带回南越，我相信海军会和你联系有关他葬礼的事。我很抱歉我不会再到这儿，但请相信我会一直想念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我们坐了一会儿，然后我问马纳，他是否可以载我到公共汽车站让我搭公共汽车到达拉斯去。我正在休假，我想喝很多酒，醉很久、很久。
（弗德瑞克·E·帕尔斯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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