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态度问题(之一） |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可以借由改变心中的态度来改变人生。 ——威廉·詹姆斯 相信你自己：每颗心都会使铁弦颤动 ——爱默生 当我有一天下班开车回家时，我中途停车看了一场在我家附近公园举行的社区小联盟棒球比赛。当我坐在一垒垒包后头的看台椅子上时，我问一个小男孩，比数多少了？ “我们落后14分，还是零分。”他微笑回答。 “真的吗？”我说，“但你看起来并不很沮丧！” “沮丧？”男孩困惑地问，“我们为什么该沮丧？还没轮到我们上去打击呢！” （杰克·坎菲尔） 生命操之在我，过去、未来皆然。 ——祖母 摩西 从前有两个重病人，同住在一家大医院的小病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其中一个人，在他的治疗中，被允许在下午坐在床上一个小时（有仪器从他的肺中抽取液体）。他的床靠着窗，但另外一个人终日都得平躺在床上。 每当下午睡在窗旁的那个人在那个小时内坐起的时候，他都会描绘窗外景致给另一个人听。从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公园里的湖。湖内有鸭子和天鹅，孩子们在那儿撒面包片，放模型船，年轻的恋人在树下携手散步，在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地方人们玩球嬉戏，后头一排树顶上则是美丽的天空。 另一个人倾听着，享受每一分钟。他听见一个孩子差点跌到湖里，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漂亮的夏装……他朋友的述说几乎使他感觉自己亲眼目睹外面发生的一切。 然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他心想：为什么睡在窗边的人可以独享看外头的权利呢？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觉得不是滋味，他越这么想，就越想换位子。他一定得换才行！有天夜里他盯着天花板瞧，另一个人忽然惊醒了，拼命地咳嗽，一直想用手按铃叫护士来。但这个人只是旁观而没有帮忙——尽管他感觉同伴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的时候那人已经死了，只能静静地抬走他的尸体。 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人开口问，他是否能换到靠窗户的那张床上。他们搬动了他，帮他换位子，使他觉得很舒服。他们走了以后，他企图用手肘撑起自己，吃力地往窗外望…… 窗外只有一堵空白的墙。 （作者佚名） （由雷纳特·达尔斯坦和哈瑞艾特·林达赛提供） 这是别样的颜色——它们得自另一世界，只有夜间才拿出来。 ——加西亚·洛尔逛 它挂在橱子里。妈的红衣服在她临死时，像一排黑色旧衣服中的裂缝，而她穿着黑色旧衣磨光了一生。 他们叫我回家，当我看到她时，她已奄奄一息。 当我看到那件衣服时，我说：“为什么呢——它这么美。我却从没见过你穿它。” “我从没穿过它。”她慢慢地说。“坐下，米莉那——我想解释一两件事，在我离开之前，如果可以的话。” 我坐在她的床缘，她深深叹了口气——比我能想象的还久。 “我快要走了，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啊，我教你变好——可是我教错了。” “什么意思，妈？” “好吧——我总在想——好女人从没有好报，她只是在为别人尽心尽力。做这、做那，总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摆得最低。 “也许有一天你会收买他们的心，但事实永不如此。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为你父亲做事，为你兄弟、妹妹做事，为你做事。 “啊！米莉耶，米莉耶，那没有好处——对你——对他都一样。你不明白吗？我对你来说是错中错，我完全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 “你的父亲在另一个房间，他很激动，瞪着墙壁——当医生告诉他时，他表现糟透了——他来到我床边摇我，不顾我只剩一口气：‘你不能死，你听到了吗？你死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日子会很难熬’，对了，如果我离去，他甚至找不到煎锅，你知道。 “对你们这些孩子——我是免费的司机，载每个人到每个地方。我最早起床最晚睡，一周工作7天。我总是拿出烤焦灼土司，吃最小块的派。我看着你的兄弟们，现在如何对待他们的妻。那使我难过，因为那是我教他们的，他们学了下来。他们学到，女人的一生就是给予。为什么，我省下每一块钱，为你们买衣服，为你们买书，即使那并不必需——我甚至记不得我曾自己到市中心去买漂亮的东西给自己。 “直到去年我才得到那件红衣服。我发现我有20块钱，没啥值得说的。我本来要去付一笔额外的清洗费用，但我却带回家一个大盒子。之后你的父亲对我说，你真地要穿像这样的东西吗——你是不是要去看歌剧？他是对的，我想。除了在服装店，我再也没有穿上这件衣服。 哦，米莉耶——从前我总是认为——如果你在世上一无所取，在来生会拥有一切。但我不再如此相信了。我认为上帝会要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此生，此世。 而且我要告诉你，米莉耶，如果有奇迹能让我离开病床，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母亲，因为我想——啊，我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么久，对我可能很难。 但我会学，米莉耶，我会学。它挂在衣橱里。” 妈的红衣服，当她临死时，像一排黑色旧衣服中的裂缝，而她穿着黑色旧衣磨光了一生。 最后她对我说了这些话——“给我个面子，米莉耶，别追寻我的脚步。答应我。” 我答应了。 她停止她的呼吸。然后她得到她的回报——在死亡里。 （作者佚名） （由凯瑟琳·柯林森博士提供） 所谓快乐人，不是处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人，而是持着某种特定态度的人。 ——休·当斯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12月买了一辆新车。即使我们可以买到机票从加州飞到休士敦和她的家人过圣诞节，我们还是决定启用新车开到德州去。我们打包上车，和祖母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 我们过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后一刻钟才肯走。回程时我们必须赶路回家，所以我们不眠不休地赶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睡觉。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后，我们在深夜抵达家门。我们累极了，只想洗个热水澡，睡在柔软的床上。我感觉不管我们再怎么累，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但泰瑞只想赶快洗澡睡觉，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 早上7点，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车。当我们打开前门时，我们的停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觑，看看停车道，又彼此对视，又回头看停车道，又彼此对视。然后泰瑞问我一个妙透了的问题：“喂，你把车停在哪里？” 我笑着回答：“就在停车道上。”我们很肯定车停的地方，但我们却还往外走，希望看到车子奇迹似地自己停到停车道外，在街边停下，但没有。 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做了笔录好启动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又为安全计，我们也打电话给追踪系统公司。他们保证他们有98％的概率在两个小时内找回失车。两小时内，我一直打电话问：“我的车在哪里？”“我们还没找到，哈利斯先生，但在4小时内还是有94％的机会。”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我的车呢？” 他们再次回复：“我们还没找到，不过8小时内还是有90％的寻获率。” 那时我告诉他们：“你们的这些概率在我概率微渺时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所以请在你们找到它时打电话给我。” 那天稍晚，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问：“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停车道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这件事。” 一天杳无音讯使泰瑞渐渐变得更加烦恼，尤其当她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时——我们的结婚相薄、绝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夹和支票本，只有几张签上了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得下去，但它们在那时似乎很重要。 充满焦虑与挫折感的泰瑞问我：“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你怎么还能开玩笑？”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地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5天后，我们的车找回来了，不过车上的东西无影无踪，车子的损坏也超过3000美元。我把它送修，并因为听到他们会在一周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 这一周结束时，我甩掉了租来的车，把我们的车开回家，感到十分兴奋，且松了口气。不幸的，这样的感觉很短暂。回家的路上，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交通道上撞上另一部车。我没有损害到别人的车，但却折损了我们的车——另一笔3000美元的损失；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但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时，左边的前轮胎漏了气。 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自己打自己，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时，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车，又看着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双臂抱着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坏了的车而快乐。总之，我们有一部撞坏了的车，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 我打心里笑出声来宣布双手赞成，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鲍伯·哈利斯） 是心灵领悟了上帝，而不是理性。 ——帕斯卡 他在教区居民来到教堂做第一次弥撒之前就已经检查过了整个教堂，并且满意地注意到走廊和靠背长椅在午夜弥撤过后都已经打扫过了，并且被掸去了灰尘，那些丢弃的手袋、祈祷书、手套都已被收集到一处并被送到了教区长住宅。 那是凌晨差几分钟到5点，室外很黑，在教堂里，只有这位年长的神父在踱来踱去。昏黄的烛光摇曳着，把暗影时而投到拱门上，时而又投到石头地面上。偶而一次，倏忽跳动的烛光能很微弱地映照出积满灰土的玻璃窗富丽的色彩。天很冷，而且，除了神父那缓慢的踱步声，周围一片寂静。 在走回圣器贮存室的路上，他停在基督诞生画的旁边，要对圣子说一句祝福圣诞的话。在那小小的模型舞台上，具有令人赞叹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神圣的场景正在上演：通过敞开的门，你可以看到午夜的晴空和指引牧人们走回马厩的星星。那些牧人刚刚走进马厩，带着虔诚的神情。牲畜都在畜舍中。在马厩中央是圣母一家，正在低头注视着马槽。 神父忽然皱了一下眉，弯下身靠近马槽，他的惊叫声一下子穿透了教堂，马槽空了！圣子——那个代表孩子们的救星的小小塑料娃娃不见了。 慌乱地，而且带着越来越浓的焦灼不安，神父开始在马槽附近搜寻，然后又弯着腰仔仔细细地在走廊里找了一遍。他喊来了教堂司事和牧师助理以及所有的教父，但是谁也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议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难过地摇着头互相进行搜身。他们接受了他们一直想回避的真相：那代表孩子们救星的偶像不是放错了位置，也不是被遗失了，而是被人偷走了。 在紧张肃穆的气氛中，神父把这桩窃案向所有来做第一次弥撒的教徒作了报告。带着严厉且因愤怒而颤抖的语调，他宣告了窃案的实质，并将其定为可怕的盗窃圣物罪。他的目光扫视着所有教徒，好像在搜索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内心深处。“圣子，”他说，“必须要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之前送回基督诞生画那儿！”然后，在静默中，他大步走下了讲坛。 在以后的每一次弥撒中他都重复这一誓言，但是毫无作用，马槽依旧是空的，在圣诞节下午将要过去的时候，神父带着灰白的脸色和沉重的心情，沿着他所辖教区一条寒冷的街道一边走、一边沉思默想。 就在他走着的时候，他看到前面走着一个他最年幼的教徒，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名字叫约翰尼·穆兰内。衣着单薄的约翰尼在路上正吃力地走着，在身后却很骄傲地拉着一辆儿童推车，车的颜色亮红，显然是圣诞节新买的。 神父因意识到了那一家人的牺牲精神和节衣缩食而受感动：买这样一个玩具一定要花好多钱，而那一家是很穷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激情温暖了他的心，使他重新找回了对人类本性的信任。他加快脚步赶上了那个男孩，想对他说句“圣诞快乐”，并想羡慕地大声说那儿童车真漂亮。但当他走近约翰尼的时候，这一善意的打算突然被挤出了心外，因为他发现儿童车并不是空的，它的里面确确实实地装着圣子的偶像。尽管它被包着裹着，但并没有被完全藏住。 神父严厉地叫住了约翰尼，他厉声审问他。那男孩只是一个小孩子，他当然完全承认了，然而他却幼稚得根本不知道偷窃是一种罪过，偷窃教堂的圣像是一种严重的罪行。这时，神父用他的高声呵斥使约翰尼明白了这些。他站在那里，用一双透明的无邪的眼睛望着神父，眼中却溢满了忏悔的泪水。 “但是，教父，”在神父最终停止了斥责之后，那男孩呜咽着说，“我没有偷窃圣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哽咽了一下继续说：“只是因为我向他祈祷希望得到一辆红色儿童车作为圣诞礼物——我还答应他如果我得到了车子，我一定带他出来让他先坐头一回！” （作者不详） （卡罗丽·保尔提供） 有些虚假可以乱真，被它们欺骗可能是判断的错误。 ——拉罗什富科 某晚，有位妇女在机场候机，在起飞之前她还有好几个小时时间，她在机场商店里找到了一本书，买了一袋甜饼之后找个地方坐下。 她沉浸在书里，却无意中发现，那个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竟然如此无耻，从他们中间的袋子里抓起一两块甜饼，她试着回避这件事，避免大发脾气。 她读着书，使劲嚼着甜饼，看着钟点，当那个“偷饼贼”继续减少她的甜饼的时候。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她越来越气愤，她想：“如果我不是这样宽容，我一定打得他鼻青脸肿！” 她每拿一块甜饼，他也跟着拿一块。当只剩一块时，她猜测他会怎么做。 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并且略带拘谨，他抓起了最后那块甜饼，把它分成了两半。他递给她半块，自己吃了另一半。 她从他手中抢过半块饼，并且想到：“啊，天哪，这个家伙还真有点紧张，但却很无礼，他为什么连感谢的话都不说一句？” 她从没想到她已经变得十分刻薄，当她的航班通知登机时，她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她收拾起自己的物品走向门口，拒绝回头再看一眼那个“偷窃而且忘恩负义的人”。 她登上飞机，坐到自己的座位，然后找寻她那本已经快看完了的书。当她把手伸进行李包，她因意外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她面前的是她那一袋甜饼！ “如果这是我的，”她绝望地呻吟道，“那么另一包就是他的，而他却尽力与我分享！” 太迟了，已经无法道歉，她是那样地难过，那个无礼、忘恩负义的偷饼贼，恰恰是自己！ （瓦洛尔·克克斯） 人们没有义务相信一切浑水都是深不可测的。 ——托马斯·富勒 我的祖母有位名叫威尔克斯太太的敌人。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都还是在做新娘的时候就搬到了这座小镇那条榆荫覆盖的主街上，她们成了隔壁邻居，都想在这条街上住一辈子。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战争”开始的原因是什么——那已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事情了——我相信自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她们自己也不会记得战争是缘何而起的了，她们只是进行激烈的“战斗”。 毫无疑问，这根本不是有风度、有节制的“战争”，这是女士们之间的“战争”，是全面的“战争”，镇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能引起她们的反应。那座拥有300年历史的教堂，已经亲眼目睹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美西战争，也许还要记载下祖母和威尔克斯太太的妇女救援会之战。我的祖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一个虚胜。威尔克斯太太自从不能再当主席，她就怒气冲冲地退出了救援会——如果不能迫使你不共戴天的敌人做丢脸的事情，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威尔克斯太太赢得了公共图书馆之战，使她的侄女格茹德当上了馆员，挤下了我姑姑菲丽丝。格茹德上班的那天，就是我祖母停止阅读图书馆中书刊的那天——它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满是细菌的脏东西”——祖母从此自己买书来读。 高级中学之战，她们二人打了个平手，校长在威尔克斯太太成功地把他赶走，或者在我祖母搞得他辞职之前，就已找好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离开了原位。 除了这些主要的“战争”以外，时常还会爆发或者衍生出一些新的导火线。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去拜访祖母时的乐趣之一，就是向威尔克斯太太那不会做鬼脸的孙子们做鬼脸——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几乎和他们一样不会做——还有就是偷摘两家花园之间的、威尔克斯家篱笆一侧的葡萄。我们还追打威尔克斯家的母鸡；引燃在7月4日国庆节那天省下来的雷管，把它们放到威尔克斯家门前矿车道的铁轨上，当矿车碾过时，那声爆炸——当然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了——就足以把威尔克斯太太吓昏。 有一个国旗日，我们把一条蛇放进了威尔克斯家的雨水桶中，祖母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我们领会到的是默许了此事的。她的反对和我妈妈说“不行”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她对我们的惹是生非竟还显得挺高兴。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单方面的“战争”。威尔克斯太太也有孙子们，记住，他们比我祖母的孙子们还要强壮和聪明，我祖母从来也没有逃脱过他们的算计，她算是把黄鼠狼引进了贮藏室。在万圣节的时候，所有散放的、忘记收起的东西，例如花园里的家具，都变魔术般地飞到了谷仓的房梁上，我们不得不雇了一个壮汉把它们取下来，花了高额的佣金。 没有一个有风的洗衣日，晾衣绳不被神秘地弄断的，那些床单在泥地上打滚，只好重洗。这些事有些时候是上帝干的，但更多时候都能认定是威尔克斯家孩子们干的。 我简直不知道祖母怎样才能受得住这些骚扰，如果不是她每天读的《波士顿新闻报》上有一个家庭版的话。 这页家庭版很精彩，除了日常的烹饪知识和卫生知识以外，它还有一个专栏，由读者问的通信组成。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只是想发发怨气——你写信给这家报纸，署上一个化名，例如杨梅树，这就是祖母的化名。然后另一位与你有同样烦恼的女士会回信给你，并告诉你她是如何处理此类事情的。署名为“你知道的人”或者“泼妇”之类。常常是问题已经处理掉了，你们仍然通过报纸专栏保持数年的联系，你对她讲你的孩子、你如何做罐头食品乃至你卧室里的新家具。 祖母因此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和一位化名海欧的女士保持了25年的通信联系，祖母曾把从没对第二个人讲过的东西都告诉了海欧——例如那回她想再要个孩子、却没有要成的事，那次史帝文叔叔把“笨蛋”一词放到头发上带到学校里，令她感到很丢脸的事，虽然事情在引起镇上人们的猜测之前就已经被处理掉了。海欧是祖母真正的知心朋友。 在我16岁的时候，威尔克斯太太死了。同住在一个小镇上，不管你曾对你的隔壁邻居有多么憎恶，从道义上讲还是应当过去看看能不能帮死者家属做点什么。 祖母穿了一件干净的棉花围裙，以此表明她想要帮助做点事情。穿过了两块草坪来到威尔克斯家，威家的女儿让她去打扫本来已经很干净的前厅，以备葬礼时占用。在前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剪贴簿，在剪贴簿里，整整齐齐贴在并排的栏目里的，是多年来祖母写给海欧和海欧写给她的回信。祖母的死对头竟也是她的好朋友！ 那是我惟一一次看到祖母放声大哭。当时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她在哭那些再也不能补救回来的，被浪费掉了的时光。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眼泪，而此后使我记住那一天的却是比女人的眼泪更值得记住的东西。正是在那一天使我对现在全心信仰的东西有所觉悟。而且，如果我停止了信仰它们，我宁可去死。它们是： 有的人看起来可能很讨厌，他们看上去很恶毒、很吝啬、很狡诈，但如果你向左走上10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你将很可能看到他的大方、热情和善良。它取决于，而且完全取决于你观察它们的视角。 （路易斯·迪克森·瑞赤） 足食即美餐。 ——奥斯卡·王尔德 他们蜷缩在风门里面——是两个衣着破烂的孩子。 “有旧报纸吗，太太？” 我正在忙活着，我本想说没有——可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脚。他们穿着瘦小的凉鞋，上面沾满了雪水。“进来，我给你们喝杯热可可奶。”他们没有答话，他们那湿透的凉鞋在炉边留下了痕迹。 我给他们端来可可奶、吐司面包和果酱，为的是让他们抵御外面的风寒。之后，我又返回厨房，接着做我的家庭预算…… 我觉得前面屋里很静，便向里面看了一眼。 那个女孩把空了的杯子拿在手上，看着它。那男孩用很平淡的语气问：“太太……你很有钱吗？” “我有钱吗？上帝，不！”我看着我寒酸的外衣说。 那个女孩把杯子放进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您的杯子和盘子很配套。”她的声音带者嘶哑，带着并不是从胃中传来的饥饿感。 然后他们就走了，带着他们用以御寒的旧报纸。他们没有说一句谢谢。他们不需要说，他们已经做了比说谢谢还要多的事情。蓝色瓷杯和瓷盘虽然是俭朴的，但它们很配套。我捡出土豆并拌上肉汁，土豆和棕色的肉汁，有一间屋子住，我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很配套。 我把椅子移回炉边，打扫着卧室。那小凉鞋踩的泥印子依然留在炉边，我让它们留在那里。我希望它们在那里，以免我忘了我是多么富有。 （马瑞·杜兰） 在人们不加任何注意的记忆之中有一种隐藏着的力量。 ——托马斯·富勒 她总是在她的发际上插一枝花。多数情况下，我会感觉它看上去有些别扭。白天戴着花？去上班？去开专业会议？在我所工作的庞大而忙碌的事务所里，她其实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女性。但不知为什么，她每天都要用一种极时髦的弯曲头饰在她那齐肩的长发上佩戴一枝花。通常情况下，她是用不同颜色的花儿来同她不同款式的衣着进行搭配的，在浅黑色波浪的背景下，插上一枝盛开的花儿，像一把色彩鲜艳的小阳伞。有好几次，好像是在公司的圣诞节晚会上，她发际间的插花之处增添了少许欢乐的气息，而且看上去非常得体。但是，如果在工作时间，花儿看上去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好些“事业型”的女性几乎对她的这一举止表示愤慨，并认为应有人把她带到一边去告诉她某些在商业界中需要认真对待的“条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中间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怪寐，并在背地里叫她“花仙”或者“女儿花。” “‘花仙’把那份关于华尔街个案计划的初步图样完成了没有？”我们中的一个会这样问另一个，脸上带着一丝讪笑。 “当然，结果挺不错——她的工作果真‘开花’了。”也许是这样的回答，而后面带一种在与别人分享快乐之后以恩人自居的笑容。我们认为我们的嘲讽在当时是很单纯而无害的。据我所知，没有人去问过那位年轻的女士为什么她每天都要头上戴着花儿来上班。事实上，假如在她出现时头上没有了花。我们反而可能会去问她的。 有一天，她真地这样做了。当她把一份设计方案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我问了她。“我注意到今天你的发际间没有了花，”我无意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都看到你戴着它了，以至于现在好像有一种茫然着失的感觉。” “嗯，是的。”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她温和地回答，这同她往日倩丽活泼的性情完全不相符。在一段沉默之后，好奇心促使我又问：“你好吗？”虽然我是期待着一个“是的，我很好”这样的答复，但在直觉上，我知道我已经在开始谈论一件比仅仅是失去了花儿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嗯。”她柔声说，脸上充满了一种回忆与伤心的表情。“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我很怀念她，我猜我一定是有些情绪低落” “我理解你。”我说，感觉到有些同情她，但同时又不想渗入更多的感情成份。“我想，你一定很不愿谈论这件事，”我继续说。我的工作责任感希望她能够就此而止，但心里明白我们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不，一切还好，确实。我知道我今天格外敏感。这是令人伤心的一天，我想。你瞧……”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在事。 “我的母亲知道她正在被癌症夺去生命。最后，她去世了。我当时才15岁，我们非常亲密。她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体贴别人。因为她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就录制了一盘生日祝词，让我每年过生日之时去观看。从我16岁一直到26岁。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早晨，我看了她为我的今天所预备的录像带。我想我依然在回味着它，我希望她还活着。” “唉，我很同情你。”我说，感觉自己的情绪也受了她的感染。 “谢谢你的好意，”她说：“噢，你刚才问到了那失去的花儿。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在自己的发间插一枝花儿。在她住院之后，我有一天从她的花园里给她带去了一枝漂亮的大玫瑰。我拿着花把它放在母亲的鼻子上，好让她可以闻到它。她把花儿接了过去，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拉我到她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发。花儿从我的脸旁掠过，她把它插入到我的发际。如同当我年幼时她自己曾做过的那样。正是在那一天的晚些时间，她去世了。”她继续往下说，已是热泪盈眶。“从此以后，我就总是在发间戴着一枝花——它使我感觉母亲还依旧陪在我的身边，就算是灵魂，但，”她叹了一口气，“今天，当我看那为我的这个生日所制作的电视录像时，她在其中说她很抱歉不能在我长大之后陪在我身边，她希望自己曾是一个好家长，她希望在我生活可以自给自足时能给她一个标志。这就是我母亲所想的——她所说的。”她注视着我，依然沉浸在记忆之中，竟天真地笑了。“她是如此的精明。” 我点了点头，赞同着：“是的，听起来她是很精明。” “这样，我就想，一个标志，那能是什么呢？看起来花儿不得不离开我了。但我会想念它的，它能象征什么呢？” 她继续往下说，红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往日的回忆。“曾拥有她我是多么的幸运。”她的声音逐渐变小了。她的目光同我的目光再次相遇，她凄婉地笑了一下。“但我不是一定要带着花儿才能回想起往事，我的确也懂得这个。它是我的珍贵记忆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些记忆依旧会在脑海里，即使花儿已不存在了……但仍然，我会想念它的……噢，这是那份设计图案，我希望它能得到您的赞同。”她把那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整洁的文件夹递给了我，在她的名字下面，用一个手画的花儿。她的商业标记，作了记号。 当我年轻时，我记得听到过这样的一段活，“不要对别人妄下断语，直到你已在他的鞋内走过了一里路之后。”我思考着过去每一次对这位头上戴着花儿的年轻的女士非常冷淡时候时的情景，以及我自己在缺乏信息，不知道这位年轻女士的命运和所背负的十字架的情况下，竟那样做了该是怎样的悲哀。我自诩自己懂得我们公司里的每一个复杂的平面，而且精确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是怎样地在对下面的环节起作用。我该是怎样的悲哀呀，过去还曾信奉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情感同他的事业应该是截然分开的，并且应该在走入集体生活的大门时把它们抛开。直到那天，我才懂得了那位年轻女士插入发间的花儿是她的爱的感情流露——一条对她来说能够把她同她年少时便已去世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途径。 我翻阅了一遍她所完成的设计图样，深切地感到它是为了感觉……关于人而被一个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人处理过的。难怪她的工作一贯优秀。她每日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并使我重新去检省自身。 （贝蒂·杨斯） 对于每一个不利条件，都会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有利条件。 ——w·克莱门特·斯通 它是我们的梦幻小屋——1 平方尺的奢侈面积，俯瞰着蒂姆帕诺戈斯山背后那壮丽的瀑布，靠近罗伯特红色浅滩中那著名的拜太阳舞滑雪胜地的斜坡，它花费了我和妻子好几年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建筑并最终使它得以落成。 但是，仅仅10秒钟它就被完全摧毁了。 我清晰地记着发生灾难的那个下午，就如同它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一样。1986年12月13日，星期四，正是我们的第九个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那天，雪下的很大，将近下了40英寸厚。尽管如此，我妻子依然从我们在犹他州普罗沃的家中出发，冒着风雪在寒冷中驾车行驶了近30分钟驶上了峡谷，去参观我们新近刚刚竣工的山中小屋。她是在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出发的，带着我们6岁的儿子艾伦。途中，她还要停下来买一些蛋糕上用的物品，以庆祝我们特殊的日子。我打算晚些时间再去与她相会，同时还要带上我们9岁的女儿艾米和最小的儿子亨特。 我的第一个危险信号来自于拜太阳舞滑雪巡逻队打来的一个电话。 “你的小木屋遇到了麻烦，最好能立即赶来。” 他们没有讲出更多的详细情况。虽然我当时已经延误了一项书面计划，但我还是离开了计算机，在大雪壅塞的路上冲上了峡谷。当我到达滑雪驻地时，驻地里的头儿与他的队员都向我致意，脸上均带忧虑的神色。 “小木屋那里出事了，我想你的妻子和儿子现在正在那儿。上我的车来，咱们一起去。” 小木屋同拜太阳舞的滑雪主坡相邻近，只要通过一条狭窄而迂曲的山道就可到达那里。当我们的路上飞速奔驰的时候，在汽车的两旁形成了两道雪堤，看上去犹如我们是在迷宫中盘旋一样。我们在路上转了一个弯儿，看到另一辆车正从那条窄路上开了下来，我们双方都赶快使劲刹闸，但车还是撞了一下，两个车都受到轻微的损伤。简单地和对方交涉了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行使，直到在远处已可以看到小木屋的铜制屋顶。 在我们驶近时，我看见妻子和儿子还站在路上，周围环绕着好几位拜太阳舞滑雪巡逻队的队员。我跳下了车，在向她奔去时，她向我指了指屋顶上面的树。我几乎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一次巨大的雪崩把整个山的一侧给削塌了，听着那些粗重的大树像火柴杆擦着时的啪啪折断，我再看一眼小木屋，就看到了雪崩是如何摧毁我们的山中之屋的那一幕。在几秒钟之内，它就撞坏了所有的窗户，把成吨成吨的雪堆进了我们宽敞的居室，压塌了所有的房板，并完全粉碎了我们的梦。仅仅剩下了一个框架。屋子的外面，我们精心挑选的家具被撞成碎片躺在雪地里。这是如此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场景，我会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滑雪巡逻队的队员们催促我们赶快离开雪崩地带，因为还会有新的雪崩在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我们昏昏沉沉地返回家时，处在惊恐、震惊之中。我不得不承认，失去小木屋给我们以很大的震动。一直到几个月之后，我还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会是如此地不幸，以至于失去了我们的山中小屋。为什么上帝竟然要允许这种事发生？ 这个故事本来在这里已应该结束了，但如果那样的话，你就无法了解到发生在那一天的一个奇迹。实际上，我本人也是在8个月之后才发现了那个奇迹的。 在一次商业会议上，我的一个同事问了我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你的妻子是否曾经告诉过你，就在你们家发生雪崩的那天，我妻子差点没和她在去往你们小木屋的那条道上出了事故？” “没有，”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嗯，我妻子和我的孩子们当时正住在我的拜太阳舞的小屋里。因为那天的大雪，她们才决定离开小屋回家去。在离开小屋之前，我的一个孩子建议他们做一下祈祷，以求能保佑他们平安到家。他们鞠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就出发了，顺着那条狭窄的小路往下走。你妻子当时正开车往上走，看见了我妻子和孩子坐在车内。但当我妻子刹车的时候，那辆车却无法停下。它正以加速度在光滑的山路上往下滑。她简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停下来，最后，在两辆车将要相撞的一刹那，她转过了车轮，把车头撞进了路边的雪堤里，而车的尾部撞进了路另一边的雪堤里……实际上是挡住了你妻子继续前进的道路。她们为了要让汽车松动，几乎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滑雪救助人员。 “很让人惊奇，”我说：“我的妻子从未给我讲起过这件事。” 我们谈论了那个“事故”一会儿之后，在公司中分手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突然遭受了一下重击。 如果不是这个“事故”的话，我的妻子和儿子可能已经被雪崩压死了。 我经常回想起在那条道上发生的那个“事故”。我想象着当那辆可爱的小车挡住了我妻子去路时，她正坐在那里一筹莫展的情形。我还能想象得到我的朋友的妻子在当时的情景，她一定对整个局势表现得非常窘迫。我还能看到她的孩子们的不安与骚乱，他们在感叹上帝是否果真听见了他们的祈祷。 在那时，每一个人都把当时的情势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来看待。很显然他们当时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参加一个奇迹。 现在，我对那些在我生活中时不时所发生的“灾难”总是慢一点再作出判断。最后，随着更多的信息的获得，它们中有许多被证明是正在创造的“奇迹”。“事故”发生时，我总是尽力问自己：“在这个不幸中，上帝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呢？” 我不再去惊叹：“为什么？上帝！”而是简单地说：“谢谢您，上帝。” 然后，我期待着，直到所有的证据滚滚而来。 （罗伯特·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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